时刻新闻
舆论的急切，一方面固然是被自己的“正义感”鼓动，另一方面，也不排除看客心理作祟，巴望高潮早点到来，尘埃落定之后再去围观别的焦点事件。至于结案之后有什么样的影响，那不在看客们考虑之内。借用那句来自法国的名言：我爽过之后，哪管洪水滔天。
有趣的是，原告代理律师乐得顺水推舟，信誓旦旦对媒体表示案件将在（2014）年底之前判决，虽然在庭审当中遭被告代理律师抗议，但审理节奏诡异地与原告方“期望”一致。
笔者不是阴谋论者，不屑于对审判有任何捕风捉影的猜测。何况案件已经进入二审环节。但“琼于案”很复杂，对国内文艺创作影响深远，一定要谨慎对待，切不可迫于舆论压力，快刀斩乱麻。否则，快而失当，谬种流传。
“琼于案”一审中有几个支撑判决的关键数据，不得不重提。
电视剧《宫锁连城》全剧大约有1000个桥段，琼瑶诉其有21个桥段涉嫌侵权《梅花烙》（究竟是侵权《梅花烙》的小说？剧本？还是电视剧？笔者研读了好几遍资料，依然有点没把握，固以“梅花烙”三字统称），最终法院认定9个桥段相似而侵权，进而判决《宫锁连城》侵权，进而判决被告道歉、罚款、停播。
这个论证过程和判决结果实在是太容易仿效了。笔者不妨模拟琼瑶的方式替施耐庵先生来推演一次“侵权控诉”：
原告：施耐庵（虽然罗贯中等先生对拙作《水浒传》也有润色和重新编排，但他们尊重我是个老人，皆自愿放弃著作权，不信你去问。）
被告：高文秀、李文蔚、李致远、金庸及无名氏若干。
五名被告分别在其作品《双献功》、《燕青博鱼》、《还牢未》、《天龙八部》中盗用《水浒传》经典桥段“英雄杀嫂”。
桥段俱包括9大核心情节：1、兄弟重逢（弟弟是英雄）；2、叔嫂相见；3、嫂子喜欢上小叔子（言语或身体挑逗）；4、弟弟拒绝嫂子的诱惑；5、嫂子转而与别的男人私通；6、嫂子有离间和陷害英雄兄弟的行为；7、英雄弟弟找到嫂子的奸情证据；8、英雄弟弟审讯嫂子；9、英雄（或与哥哥一起）杀死嫂子。上述5被告的作品在涉嫌抄袭桥段中均和我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！
请求法院判被告在京城东门张榜道歉、赔款2000万纹银，收缴焚毁涉案剧本小说。另还有不法出版物（因无作者畏罪不敢署名）《三虎下山》、《闹铜台》、《替杀妻》等亦盗用我杀嫂桥段，盼法院查明绳之以法。老朽感激涕零。
当然，以上纯属笑谈，施耐庵等先生不可能从坟墓里跑出来讨说法，我们更不会真认为金庸先生的借鉴有何不妥。但是，古人不做的事，今人未必不做。北京三中院对“琼于案”的判决提供了出现这种局面的法律依据和支持，更给人以名利的追逐动力！
如果以正义的名义，挑起一个侵权诉讼案，既可以出名，又可能获利，何乐而不为？
略懂文艺理论或者大致有过一定阅读量的人都知道，自芹溪以降，莎翁之后，中外文学作品中很多都能依稀看到互相的影子。文艺创作过程是无形的，借鉴和侵权往往只是一线之隔，甚至互相浸润，很难区分。反映到法律上，大致就是所谓思想和表达的区分。
如果法院忽略文艺创作的特有规律，机械照搬法律条文，则有可能无意打开潘多拉之盒。一方面不排除有些成名者利益套现，垄断创意，甚至联合实行创作霸权。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想出名者按图索骥，在成名作品中寻找“涉嫌抄袭”的桥段，以正义之名行私利之实。若真如此，文艺界人人自危，仿佛处处是雷区。即使那联署的108名编剧，他们的作品恐怕也难免受池鱼之殃。假若天下作家编剧群起而“诉”之，想必定非法官之所愿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文艺作品不同于现实工业产品，在消费过程中并无强烈的排他性。一部手机，你模仿了我的外形和功能，并且推销给用户，那必然在一定时间内导致这名消费者不可能再来购买我的产品。这种侵权带来的损害是直接和可量化的。但是文学作品不是这样。一本小说，你借鉴了我的作品中一些优点，另起篇章，固然会吸引喜欢你的读者，但这些读者大约不会因为看了你的书就不来看我的书——只要我的作品足够优秀。
正是借鉴和模仿的存在，让读者不但可以欣赏多样化，还能品鉴优劣，去伪存真，人类精神的宝库才会丰富而殷实。
当然，谈论这一切的前提是反对抄袭。问题是，北京三中院对“琼于案”被告的判决又偏偏不是抄袭，而是判他侵犯了改编权和摄制权。笔者认为，文艺创作倡导原创性，更多的还是要存留在弹性相对较大的道德层面比较好。法律强力介入，非黑即白，看似公允，其实可能会对更大群体（文艺作品的受众）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一千多年前，李白写下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，这是一种惺惺相惜、高手自重的情怀。这种情怀和自律，靠法律崇拜是带不来的。假若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麻纱，法律图痛快来个快刀斩乱麻，只恐怕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。琼瑶和于正的利益纠纷，终究是个人和小团体在短期内的利益之争。法律需要慎之又慎。
文化人，要有品格。文化圈，要有包容。掉到孔方寸地，打得不可开交，还要法律动刀，真是斯文扫地，贻笑后人。琼瑶于正，彼此彼此。（文/红茶）